城管問題是改革之后，九十年代開始流行起來的一個特殊群體的特殊稱號，它的存在介于行政執法與非正規政府管理者之間，游離于法律與雇傭關系之間，它又似乎與明清兩代的吃財政飯的“白員”。吳思在《血酬定律》一書中說得明白：低成本的傷害能力，合法傷害權之類的東西，就好比是一個利藪，一塊培養基，一個生態位， 
白員就是這個生態位的必然產物。盡管這是一個以害人為生的大物種，我們卻不好痛罵人家。資本和勞動力總要無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較高的領域，不消除這塊培養基，單罵跑來繁殖的細菌覺悟不高，還要擋人家的財路，就有點不大講理。

    而今天的城管存在看上去就大抵類似于這種白員。當然我也不想端掉這些人謀生的飯碗，但是面對這些勢如強盜土匪的城管們，我確實同情不起來這個群體，相對于所謂游走都市街頭巷尾、繁華地段的艱難謀生群體“走鬼” 們，我更多是同情后者的。即使以現實看，有多少沒有人性、暴力執法、野蠻執法的群體在傷害著另一手無寸鐵、手無權利小商小販，這種事情早已被社會公眾和輿論大肆討伐，可是輿論的風向，未必能夠抑制住城管的可遭天遣的暴行，就在1月7日湖北天門市城管暴力執法、野蠻打死公民魏文華，據目擊者稱，魏文華看見雙方（竟陵鎮灣壩村村民與城管）發生沖突，拿出手機下車攝像。數十名執法人員見此蜂擁而至，毆打魏文華，魏交出手機，舉起雙手，但毆打并未結束。５分鐘后，魏文華倒地身亡。而隨后又媒體報道出一則類似于城管暴力執法的事件，卻發生在比天門市暴力事件還早的1月2日，2日下午5時許，鄭州市金水區行政執法局執法車在攆水果商販的過程中，因過路的打工人員蓋紅旗擋了道，雙方發生爭吵。七八名執法隊員追打蓋紅旗60多米遠，后乘執法車離開現場。（1月13日新華網）

    我不抱任何的幻想，能夠認為只要媒體不斷報道，政府部門果斷處理，輿論監督發揮它應有的優勢，就有城管收手的事件發生。事實上，這樣的事件如果沒有合適的途徑予以排解，它還將會發生，類似于這樣的事件還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或許明天，或許后天，它隨時隨地都會重新從前一次的悲慘事件照樣接踵而來。讓公眾拿什么不很城管？讓公眾怎樣信服這個社會有安全感？讓小攤小販怎樣有生存生活下去的希望和空間？

    如果，這個社會可以詛咒，可以以為好有好報、惡有惡報，那些城管會將為其行為負起道義上的代價，我們可以深惡痛絕的把滿腔怒火噴灑到城管身上，然而，我絕不以為這就是多么令人興奮，我們在詛咒這些滅絕人寰的城管們同時，我擔憂的是我們怎樣把這個背后的社會病態呈現出來，并剖膛解肚，從根本上滅絕這類事件的發生？思前想后，這些城管不是披著合法的外衣在壓榨那些沒有權利的公民嗎？

    因湖北天門城管打死人事件被披露，連帶的湖北天門城管越權開罰單的事件也被披露出來，據天門客運司機李某反映，李某2008年被罰的第一筆款是1000元，而罰這筆錢的人則是天門市城管局。客運司機李某說，“我是有營運資格的，就算我違規了，也不該由城管來罰款，罰款的收據還沒有蓋章，讓人不能接受。可是，我怕挨打，只好交錢要回自己的車。”同樣在去年12月24日，另一司機也因同樣原因被罰款。其出示的一張罰款單據與客運司機李某的一模一樣，但金額為300元，蓋有“天門市城建管理監察大隊財務專用章”， 該司機解釋罰款數額不同時說：“老實說，我找了點關系，所以只罰了300元。”吳思在《白員：一個無名集團的勝局》說：合法傷害權，確切些應該叫“低風險傷害能力”，以強大的國家機器為后援，行使者個人承擔的成本很低，風險很小，造成傷害的能力卻很巨大。差役們找上門去，口稱奉領導之命，以禁止營業相要挾，勒索錢財。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難估量告狀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業、告狀和賄賂之間，三害相權取其輕，行賄是很正常的。以古比今，那位只好托關系的司機只交了300元罰單的背后，不只是一種無奈，干吃啞巴虧，不也是權責不明、公眾沒有權利討還公道所致嗎？

    而通過城管這一孔，我們足以看出在一個權利相對公平民主的時代，任何觸犯人權、越權執法、徇私枉法的事件會不再發生。別拿法律和人權不當法律和人權。西方政治體制的成熟，莫過于民主、莫過于主權在民。讓·雅克·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說，以制訂法律的人來執行法律，并不是好事；而人民共同體把自己的注意力從普遍的觀點轉移到各別的對象上來，也不是好事。沒有什么事是比私人利益對公共事物的影響更加危險的了，政府濫用法律的為害之大遠遠比不上立法者的腐化，而那正是個人觀點之必不可免的后果。這時候，國家在本質上既然起了變化，一切改革就都成為不可能的了。一個從不濫用政府權力的人民，也決不會濫用獨立自主；一個經常能治理得很好的人民，是不會需要被人統治的。

    辯證看待這段論述，一個開明的政府、民主的社會風氣，必然帶動積極的民風，所謂“一個經常能治理得很好的人民，是不會需要被人統治的”。細節化一點，一個包容、人性的執法團隊，會讓小攤小販自律并自覺遵守一切社會公德和法律。否則，權力不受管制、監督和約束，相對的被管理者失去權利和自由，這個社會是沒有公平可言的。由此推斷，目前是取締城管、還是約束城管，最好的是把公眾的權利交給公眾，把城管的合法傷害權收回去。期冀以城管問題為契機，或將撬開中國民主社會的大門，這對于當前的政府管理者而言，是再好不過的一條路了。（侯書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