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不詳盡了解中國大城市的生存現狀，不能真正把握大城市流變之中的關鍵問題和要害因素，再多對于城市規劃感性的口誅筆伐，似乎都不太可能改變城市固有的愚蠢走向    

    一本《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由2005年一直擾攘到2006年。加拿大女記者對于美國大城市情深幾許的長篇論述，在1961年發出，也許她自己也沒有想到四十年后竟然在相隔萬里的中國業界引來如此沉痛、悲愴的回應。

    歷史學者、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曾指出，他認為所謂“城市化”不是產業結構的轉變，而是“市民化”或者“公民化”，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城市就是一個因有自由聚居的市民而形成的社會。不過這個看法，在今天的城市實踐中，已然顯得奢侈。

    城市，實際上不過是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所面臨的具體生存環境。但如今的現實是，中國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設國際性大都市，占城市總量的27%。這些城市成了為完成這個目標而建的巨大工地，仿佛跟我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疏遠，城市也越來越成為一個跟人無關的獨立運行的巨大機械系統。北京有很多有活力、有吸引力的地方，已經被現行的城市規劃和管理手段消除了，如秀水街、簋街等。有人總結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們城市運作框架是以工具理性為特征的。

    18世紀中葉開始的工業革命，迎來了城市發展史上一個嶄新的時期。機器轟隆的噪音中，城市發展之快、變化之巨，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詩人和預言家的想象力。曾經引來無數知識界思想界贊嘆的大工業生產形式，使城市中經濟活動的社會化、生產的專業化向著更廣的范圍發展。因此在區域范圍內，資本、工廠、人口向城市迅速集中。

    在工業化大生產第一次改變人類歷史的節奏之后，由于城市規模的迅速膨脹引發出的大量社會問題，繁榮伴生的頑疾，歷史上從來不少。從理想城市的構想到現實城市的規劃建設，社會問題一直都是城市規劃關注的主要內容。盡管如此，現實的城市規劃對城市社會問題的解決總是難以取得理想結果，例如城市住房擁擠、住宅緊張、舊城衰退及社會分化等。城市社會問題的不斷出現和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之中，城市規劃有責任擔當積極正面的因素。

    只是，無論是否贊同，城市間的競爭都讓中國城市，無論大小，走上了一條尋找“大都市”的不歸路。國際化大都市不僅僅是一個政績工程，也是一個噱頭，更可怕的是還成為一場具有中國特色的決定大城市生與死的搏斗。在這場角斗中，率先而動的上海成了所有人的“假想敵”，其他城市無論是大連還是成都，無一例外都陷入了這種由于不上不下的曖昧身份所帶來的不甘心和焦慮中。這些城市因此而成為尋找城市生存路徑的先行者，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平民百姓，在這種情緒的推動下，都陷入了對規模的追求中。

    世聯地產董事長陳勁松多次指出，目前中國規劃界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規劃的標準與準則遇到了大的障礙。目前的規劃標準與準則假定常住人口是正常的，即具有公民權利的城市人口與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們就能夠按照理想的模式生活，可是目前這些假定在中國的很多城市是不成立的。

    深圳就是典型的例子，一千二百萬人口當中只有兩百萬左右是有公民選票權的，上海、北京甚至包括天津也一樣，一千萬左右的常住人口大概有30%到50%的人是不享有公民權的，也就是典型的二元城市結構。那么城市規劃當中的幼兒園、小學、菜市場、居委會、郵局、老人活動站又該怎么面對二元城市的結構問題呢？

    陳勁松認為，城市定位的不確定性導致了規劃的障礙。我們目前的城市定位、城市新區很多并不是城市的定位，而是領導定位，或者叫政府定位。拿深圳來講，從建立特區開始到現在，城市定位一換再換，從出口區、來料加工區、貿易區、經濟特區再到高科技城市，現在又是文化城市，折騰了不下數十次。然而問題是城市定位一變，規劃又該怎樣跟著變？跟著變的規劃又有哪些嚴肅性？規劃改變后所帶來的遺留問題，比如基礎設施的投入又該怎么辦？而現在我們的規劃之所以能夠這么容易推翻，所有的原因都源于對規劃評價得不慎重、不嚴肅、不嚴密。

    “反對大規模城市規劃”的旗幟的確很耀眼，尤其是對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作者對溫情脈脈的街道生活的向往和老上海石庫門里的炒菜聲和馬桶聲相映成趣。這樣“高密度、小尺度的街坊和開放空間”里人們的家長里短，在《絕望的主婦》中有可能演變成一場性命攸關的謀殺，而在這位女記者眼里，卻譜寫成了一首動聽的彌足珍貴的“街道舞曲”。在作者的描繪中，在這樣半封閉的小環境中的親密互動，任何“入侵者”都逃不過“街道眼”，形成天然的“自我防衛”體制，一切罪惡都能被街道深處一雙雙明亮的眼睛扼殺在搖籃里。當然，這幾句話，但凡去過上海，聽過上海出租車司機充滿地方自豪感的描述，也能體會到幾許。進行自我防衛的，是上海本地人，而被防衛者則是鄉下人，這個鄉下人包括城市化進程中從農村進入城市的農民工，也包括從北京、廣州、深圳一切除上海之外的城市去的人，外國人除外。這種類似的防衛體系，在上海之外的城市能否建立，或者說除上海之外的人們是否能真正接受，則見仁見智了。

    當然，面對中國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進程中帶來的許多問題，的確容易讓人對諸如《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之類的社科類專著產生一些稍嫌不切實際的好感和期待。擁戴者們喜歡說，《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橫空出世成為美國公共住宅、大型高速公路項目和城市更新的終結者。不過，也有研究者指出，“當我們重新審視美國舊城更新的發展歷史，會發現上述大規模計劃的失敗還有其更加深刻的原因。事實上，幾乎就在雅各布斯寫《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時，這些由政府主導的計劃就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正如雅各布斯自己所言“時尚的背后是社會經濟的原因”，而導致這種現象發生的真實原因則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經濟蕭條。但在進入90年代，由于美國經濟持續繁榮，出現了新的雄心勃勃的投資者，大規模計劃開始“死灰復燃”。

    就好像對小國寡民的政治烏托邦的期冀從來沒有能夠指點超級大國的政治方向一樣，《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能提供給我們的，也只是一些觀念上的啟迪。如果我們不詳盡了解中國大城市的生存現狀，不能真正把握大城市流變之中的關鍵問題和要害因素，再多對于城市規劃感性的口誅筆伐，似乎都不太可能改變城市固有的愚蠢走向。加拿大女記者的控訴，在中國很容易落空。而中國大城市的命運，也很有可能繼續出現較差的結果，成為未來持續的遺憾。中國規劃網北京3月1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