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有關地方政府或在規劃著擴大建成區地盤、或在揣摩著行政區劃的擴張，或花費巨大投入搞各種“標志”工程的新聞不斷見諸報端。種種事實說明，中國在城市化道路上不斷加速發展已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與此同時，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矛盾和沖突日益突出，為我們帶來了種種挑戰，對此，筆者認為很有必要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

　　十七大報告指出，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這為中國城市化發展道路明確了方向。但是具體如何貫徹落實，還需要發揮全體公民的聰明才智和首創精神。

　　城市是什么呢？城市現象其實很難定義，它既是一個景觀、一片經濟空間、一種人口密度，也是一個生活中心和工作中心，甚至還是一種氣氛、特征或者一個靈魂。在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眼里，“一個城市不僅僅是一塊地方，而且是一種心理狀態，一種主要屬性為多樣化和興奮的獨特生活方式的象征；一個城市也表現出一種使想囊括它的意義的任何努力相形見絀的規模感”。另一個美國學者凱文·林奇則說：“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故事，一個反映人群關系的圖示、一個整體和分散并存的空間、一個物質作用的領域、一個相關決策的系列或者一個充滿矛盾的領域。而這些暗喻中包括有很多價值內容：歷史的延續，穩定的平衡，運行的效率，有能力的決策和管理，最大限度的相互作用，甚至政治斗爭的過程。某些角色會從不同的角度成為這個運轉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如：政治領導人、家庭和種族、主要的投資者、交通技術人員、決策精英、革命階層，等等。”

　　英國著名的城市規劃大師彼得·霍爾進一步將世界上的城市分為三種類型：“應付老齡化的成熟城市”，人口穩定或者下降，經濟成長和轉型緩慢，有處理環境問題的資源是其特點；“對付非正式超限發展的城市”，那里人口快速增長，經濟嚴重依賴非正式行業，貧困非常普遍，環境和公共衛生的基本問題突出，管理困難；“應付奮力成長的城市”，這些城市人口增長率在遞減(某些城市也面臨老齡化的前景)，經濟成長依然迅速，但受到別的國家的新挑戰，繁榮也帶來了環境問題和其他社會問題。目前中國的城市似乎正“應付奮力成長”，處在快速通道中的城市化過程必須處理好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人多地少，這一基本國情的影響將是深刻而全面的。人口多，耕地少，水資源、能源礦產稀缺，環境壓力大。我國適合城市化發展的平地面積只占12%，合115萬平方公里，人均平地面積和日本一樣，等到人口高峰時甚至將少于日本。由此產生的交通模式，必然要求發展公共交通，而不提倡過度的私人交通；住房模式，也是發展高密度、小戶型的住宅，限制低密度的別墅；同樣，產業模式必然要求是節能減排的。

　　第二，速度、比例和質量。城市化率在30%到70%左右之間增長較快，之后就相對穩定了。英國1801年城市化率為26%，到1890年達到72%，用了90年；法國從1851年25.5%增至1970年72%，用了120年；美國從1870年25.7%到1960年70%，用了90年；日本從1930年24%增至1970年72%，只用了40年。它們的城市化都是在工業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完成的。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全面的工業化和全球化，城市化的速度、比例以及質量，最終將取決于中國的內需及其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優勢，取決于中國融入世界體系后全球經濟秩序的重組和協調，受著資源要素、國際產業分工和貿易條件甚至文化生產力等因素的影響。

　　第三，非均衡的城鄉體系，與“城市偏向”的政策有關。政府將投資主要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并持續擴大對城市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使城市的公共品供給比農村要好得多；“圈地”產生了大量資金，不少農民卻陷入了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境地。當然在特定條件下，城市偏向政策可能有利于發揮集聚經濟的作用，因此政府采用該政策可能加快了城市化進程。但實際上，越是將資源層層往上集中，下面就越是會被抽空，從而越是失去發展的機會。城市化的本質是工業化，它的合理規模要看企業或者社會管理服務機構能提供多少工作崗位，因而其真實內涵，不是行政區劃調整造成的城市人口的數字增加，也不是完全放開管制、放任自流的人口潮涌式地向城市遷移而帶來的虛假城市化，更不應該是大量的貧民窟。城市化是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今天的中國，充滿了二元結構(區域、戶籍、就業、社會保障、土地等)的沖突與交融，必須均衡城鄉空間和利益關系。

　　最后，面對如此復雜而艱巨的社會文明演化，如何“做對”企業、居民和政府各方的激勵——即形成基本上“和諧”而非沖突的力量？企業和居民是城市發展主體，但是政府在各種層次(大到國家、區域、城市群、城市，小到鄉鎮和新農村建設)的戰略規劃、投資建設和管理，其意志都貫穿其中，扮演著多重角色。因此如何界定、協調政府與企業和居民的利益，是應對快速城市化的制度前提，必須正確處理好。(作者系復旦大學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學教授)  中國規劃網上海8月30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