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關注新城市建設這個問題已經有好幾年了。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時，我們應當思考的是未來30年的事情。因此我認為應該談談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這是中國走向發達的必由之路，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我們都知道，“三農”問題制約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但我們不能就“三農”而談“三農”，只有從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即從城市化這個角度入手，才有可能徹底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也就是說，要把我們的注意力從就農村而研究農村，轉移到農村以外的另一個視角。

　　城市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城市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無論從恩格爾法則還是其他經濟學理論上都可以清晰地得出這個結論，發展經濟學的前輩、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對此都已經有過很多的論述。從歷史數據來看，任何一個國家的城市化速度在工業化的時代都是非常迅速的，這就是所謂“經濟起飛”。就像一個人從少年到青春期、再到成年，會經歷一個10到20年的“發育階段”一樣，一個國家也會或遲或早經歷一個30年到60年高速增長的“起飛階段”。“起飛”之前的社會是一個變化很小的相對穩定的“傳統社會”，起飛以后就轉變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經濟體。

　　中國正處在這樣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最大特點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僅英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曾經有過高速發展的城市化歷程，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在工業化過程中也發生了很大的社會變遷。戰后在它們的經濟增長過程中，農村人口急劇下降。例如我國臺灣地區，目前農村人口已不足6%，韓國也大致如此。這是一個規律，中國大陸也不例外。不要認為中國人口多就有特殊，實際上中國并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縱觀全球，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的農村人口會超過10%。或者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始終要保持7億農民的話，中國就永遠不可能成為發達國家。

　　農民的收入必須隨著經濟發展而提高，但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方式。在傳統經濟時代或者在工業化以前，農民收入的提高主要是依靠農業技術的進步。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曾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和精力去提高農業產量，但這種方式是有極限的。

　　在工業化階段，當一個社會進入經濟起飛期時，農民收入主要是靠人口的大量轉移來提高的。一方面，工業發展了，城里的就業機會就會增多，農民到城里去打工比在農村種田掙錢更多。另一方面，留下來在土地上這部分農民情況也會隨之發生變化，當然前提是土地需要逐漸集中——糧食畝產量并不需要提高，但因為擠在田里的勞力減少了，收入自然就增加了。

　　到第三個階段，等到農業幾乎完成了上述轉變，政府就應該開始啟用扶持農民的政策。這是由農產品的單一性和土地生產力的局限性所決定的。當今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對農民都是實行補貼的，這種補貼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之上：農業人口必須很少，因為只有多數人補貼少數人才是可行的。比如說，在美國或者歐盟，95個人補貼5個人，每個人拿出1塊錢，那5個人每人能夠得到十幾塊錢，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目前中國要搞農業補貼是不現實的，因為要讓農民得到10塊錢的補貼，就意味著每個城里人都要拿出10多塊錢來。

　　現在很多學者喜歡照搬發達國家的政策，似乎人家補貼我們也應補貼，問題是我們的實際情況是與這些發達國家非常不同的。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政府對農業的政策重點也應該是不一樣的。中國不能照搬美國和歐盟的農業政策，因為我們的經濟還沒有達到它們那樣的發達程度。

　　中國城市化嚴重滯后的政策障礙

　　我之所以要提出與新農村建設相對應的新城市建設這個概念，主要是因為中國城市化進程處于滯后的狀況。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有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農村，這是英國約200年前的社會結構。我們目前的社會結構不要說與日本、韓國相比，就是跟巴西都差得很遠。事實上，中國的城市化速度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要慢，我們現在的城市化程度與經濟發展的總體狀況是嚴重不匹配的。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首先是觀念上的問題。談到中國發展城市化，人們往往立刻就會擔心未來的就業問題：如果幾億農民一下子涌進城里找工作，哪來那么多崗位？國人在理念上還堅守中國要以農業為本。但是，即便是以農業為本，也并不意味著要有這么多人從事農業。關于汶川大地震以后的重建問題，我給中央提出的建議是，災后農村重建應該與城市化的趨勢結合起來，不要老是抱著在原地重建家園的思維。也許這里承載著一種感情上的寄托，但如果從經濟發展的理性角度來看，將重建納入城市化的視野顯然更為可取。

　　其次是體制上的障礙。這些是中國所特有的。這里既有城市阻礙農民進入的各種政策性障礙，也有農村拖住農民使他們舍不得離開的制度性因素。最典型的是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制度。目前農民擁有土地使用權，但不能轉讓和出售。這造成了什么結果呢？看起來，這給農民留下了一條退路，許多人認為這是“中國特色”，是好事。但我并不這么認為。一位美國學者曾專門研究了中國的農村移民，結論是：中國的農村人口流動是雙向的——年輕的時候進入城市，老了回農村養老，這不僅不符合社會發展的方向，實際上對農民也是一種更大的不公平，他把青春給了城市，最后老了還要回到農村；打工時在城里，失業了回鄉下。

　　再者，這里還有另一深層次的利益問題。農民進城會對城市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實際的沖擊，政府也擔心因此帶來的社會問題。對失業問題的擔心確實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如果數量龐大的農民工進城以后都轉變為真正的城市人口的話，一旦遭遇經濟衰退，失業造成的社會壓力就會很大。政府當前在統計失業率的時候并沒有把農民工計算進去，目前廣東不少工廠倒閉，但公布的失業率并沒有增加。失去工作的農民工回到農村，城市的壓力并不很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阻礙中國城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城市建設”的重點在體制改革

　　中國與大多數別的國家不一樣，其他國家的城市化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中國因為有政府設計的制度約束，所以必須要由政府去消除這些制度障礙。

　　首先，就是要消除歧視，推進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人把目前農村狀況描述為“3861”部隊，意思是農村人口以婦女、兒童和老人為主，因為每家每戶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出去打工了。每個農民家庭都是一半留在農村、另一半飄在城里。出現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現有的土地制度。土地不能流轉就無法集中，能干的年輕人無法施展才能從事現代農業；土地不能流轉使土地不能轉換為農民在城市定居的資本，婦女、老人和兒童不得不留下繼續經營那塊土地。這些問題最終都要從制度上進行徹底改變。

　　同時，還要更科學地進行城市規劃。城市化不一定非要采取北京、上海那樣不斷向外擴張的模式，這會滋生出許多大都市的城市病。國外有很多好的經驗可以學，比如搞“城市帶”——美國的洛杉磯到圣地亞哥，到處是由幾條高速公路連著的一片一片的中小城市。這些中小城市的集聚，既有規模，又透氣，城市交通狀況也很好。還有就是政府投資，現在中國改善農民生活的方法主要還是往農村投資，但我覺得現在更需要的是投資建設城市，不斷在城市里而不是在農村蓋房子。城市里農民工有大量的住房需要，應當大力發展面向農民工的廉租房、經濟適用房來解決這些需求。還有農民工子女的上學問題，在農村建希望小學已經不再是目前的主要問題，眼下最需要的是在城市里為更多的農民工子女提供方便的就學條件和環境。

　　我之所以要突出一個“新”字，就是想表明，這并不是普通的城市建設，而是一個包含著體制改革的整體規劃，是中國從來沒有做過的“新型”的城市規劃。

　　總之，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要真正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而不是就農村問題解決農村問題。中國正處在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在這個特殊階段，主要的建設重點應當是城市。我們最需要做的是在城市創造出更多吸納農村移民的空間和機會來，而不是把他們挽留在農村，這才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圍繞我提出的這個所謂“新城市建設”，希望學術界今后能夠有更多廣泛和深入的探討。中國規劃網北京10月15日電（作者系北京大學副校長、北大匯豐商學院經濟學教授）